京津冀之殇:石头、炮台与夯土在说话

“殇”字从“歹”从“傷”,本义是未成年而死。后人不忍心让它只属于个人,便把它借给城,借给国,借给一片土地——京津冀这片土地,就配得上一个“殇”字。

但不是只有哭泣才叫殇。有时候,殇是一种更深沉的说话方式。比如北京圆明园大水法的石头,比如天津大沽口“威、镇、海”三座炮台,比如雄安南阳遗址的战国夯土——它们都不说话,可它们都在说。

乾隆二十四年(1759年),圆明园长春园北端,西洋楼建成。那是中华文明在鼎盛期,向另一种文明张开双臂的姿态。海晏堂楼前,十二个兽首人身像按十二时辰喷水,正午时分十二像齐发,蔚为奇观;大水法朝南,狮子头吐出七层水帘,铜鹿角喷八道水柱,十只铜狗水柱直射鹿身,唤作“猎狗逐鹿”。

咸丰十年(1860年)十月,英法联军侵至北京。大火烧了三天三夜。木结构的宫殿化成灰,琉璃的瓦当化成土,绢本的画化成烟。唯有石头——大水法、远瀛观的几根大理石石柱——因为主体是石刻,立住了。

立住,不等于活着。2020年7月,圆明园联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,首次开启石刻文物数字化存档工作。风吹雨淋,暴晒风化,连这些立着的石头,也在说话的途中,慢慢地、不可逆转地沉默下去。

从圆明园往东南一百二十公里,是海河入海口。大沽口,素有“京津门户、海陆咽喉”之称。清咸丰八年(1858年),僧格林沁全面整修大沽口炮台,五座大型炮台以“威、镇、海、门、高”五字命名——寓意“炮台威风凛凛镇守于大海门户的高处”。

“威、镇、海。”这是清人留给后世的三个字。它们原本是一句完整的誓言,可历史给这句誓言的,是另一种句读。1859年6月,英法联军强行闯入大沽口,提督史荣椿率部坚守,重伤英国舰队司令贺布,取得鸦片战争后清军抗击外来侵略的第一次大胜。可胜仗挽不回国运。

1900年,八国联军入侵,提督罗荣光率守军壮烈殉国。次年,《辛丑条约》签订,清政府被迫将大沽口炮台拆毁。拆毁。不是焚毁,是拆毁。焚毁是一种野蛮,拆毁是一种羞辱。侵略者用条约的形式,让失败者亲自动手,拆掉自己家门前的炮台。

今天大沽口仅存南岸三座炮台,以“威”“镇”“海”三字命名。海风很大,“威”字炮台上的大炮正对着渤海。那份“威风凛凛”,是被击碎之后,又被后人拾起、擦拭、立在原来的地方的。

再把视线往西南推一百公里,到雄安,到容城县晾马台镇南阳村。村南是一片高出地表两三米的台地。2017年4月之前,没人知道这块台地底下埋着什么。考古队来了,洛阳铲钻下去,一层宋金瓷片,两层唐代瓦,三层汉代砖,四层战国夯土。夯窝密密麻麻,像谁在土里按下的指纹。指纹的主人,叫“燕”。

考古队确认了一座边长近七百三十米的战国、汉代城址,呈“凸”字形。更惊人的是发现的西汉“易市”陶文——市场,集市,交易。史书记载,春秋初期燕桓侯徙都“临易”,战国中期燕文公迁“易”。南阳村周围陆续发现的“燕王职”戈、带铭文铜壶、大量刀币,以及“易市”陶文,一起指向一个推测:南阳遗址极有可能就是东周时期燕国南部城邑“易”。

以南阳遗址为核心,考古队在四十余平方公里范围内发现了一处规模宏大的聚落群,包含十三处遗址、墓地,时代自龙山时代延续至宋金时期,跨度近三千年。燕文化圈的范围主要包括今京津冀三地——北京琉璃河、河北燕下都、天津张家园、雄安南阳遗址,分别从不同时空印证着燕文化的复杂性与统一性。

把三地摆在一起看。北京的石头——1860年被焚,立而不言。诉说的是“断”:在最鼎盛的时刻,被外力强行截断。天津的炮台——1901年被拆,存而残守。诉说的是“破”:五个字喊出的誓言,被一纸条约化为乌有。雄安的夯土——战国至今,埋而续存。诉说的是“连”:三千年赓续不断,文明从未真正中断。断—破—连。这是同一片土地上的三重声部,在同奏一部“殇”的复调。

我常常想,如果这三处遗存能够对话,它们会说什么?

大水法的石头会说:“我被火吻过。1860年10月,火舌爬了三天三夜。可火没能吃掉我。我立着,是为了记住火的形状。”

大沽口的“威”字炮台会说:“我被拆过。1901年,清政府的工匠奉命拆掉了我和我的兄弟‘门’‘高’。可我的根还在海河口的淤泥里。我立着,是为了记住拆的耻辱。”

南阳的夯土会说:“我被埋过。战国中期有人在我南边筑了一座‘凸’字形的城。后来人走了,土覆盖了土。汉人来了,唐人来了,宋人来了。他们一层层地覆盖我,也一层层地成为我。我埋着,是为了记住——覆盖不是死亡,是延续。

2024年1月,南阳遗址考古队项目负责人雷建红站在厚实的遗址上,指着不远处说:“我们找到了南城门。”

大沽口炮台原本有“门”字炮台,1901年被拆掉了。而雄安南阳遗址的南城门,在地下埋了两千多年后,被考古队的探方轻轻揭开。这不是巧合。这是文脉。燕文化圈的范围主要包括今京津冀三地——从战国至今,这片土地上的文明,有着同一种骨血。

傍晚时分,我站在大水法的石龛前。西边的太阳照在残柱上,把“威、镇、海”三个字的光,从天津大沽口,一路铺到北京西北郊,再铺到雄安容城的台地上。

同一束太阳光,穿过两千五百年的大气层,落在三处遗存上。石头在说话,炮台在说话,夯土在说话。它们说的是同一句话:殇,不是终点。殇,是文明用最痛的方式,记住自己是谁。

大水法的石头记住了:中华文明在最鼎盛时曾被截断,但石头立着,文明就没有倒。大沽口的“威、镇、海”记住了:三个字就是一句不完整的、但永远不被抹去的誓言。南阳的夯土记住了:中华文明的根,不在琉璃瓦上,而在雄安容城地下那层密密麻麻的夯窝中。三千年赓续不断,文明从没有被真正杀死过——它只是换了一层土,继续生长。

离开圆明园时,我回过头看了一眼大水法。残柱依旧。石龛依旧。

可我知道,在我身后一百二十公里的大沽口,“威”字炮台上的大炮正对着渤海;在我身后西南一百公里的南阳村,考古队的洛阳铲正轻轻插入战国的夯土。

三地,三处遗存,三种“说话”的方式。它们合在一起,就是“京津冀之殇”最完整的注解——殇不是死亡。殇是文明在创伤之后,仍然立着的姿态。

石头立着,炮台立着,夯土埋着——它们都是立着的。用立着的姿态,向时间证明:这片土地上的文明,从未真正断裂过。

焚毁的,留下石头立着说话;拆毁的,留下炮台守着说话;埋;没的,留下夯土沉积说话。而说话的目的,是为了让下一个时代,听见。

(作者:伊石、张宇    编辑:邹志萍)